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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新思路
【考赞助巴黎圣日耳曼古札记】杨楠:良渚遗址
发布时间:2018-12-05    文章出处:未知    作者:赞助巴黎圣日耳曼    点击率:

  如果大禹治水还是一个传说,那么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良渚地区的水坝可算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2009年以来,良渚古城附近的水坝遗址陆续地被考古工作者们发现,这一发现不仅使华夏文明有了可以比肩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水利系统,也让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在惊叹的同时并强调说,如果他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再版时一定要把我国的良渚文明加进去。

  自良渚遗址1936年被发现以来,已经走过整整80个年头,“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也成功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良渚在大众眼中的知名度并不如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等地那么高,这又是为什么?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大墓和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的主要发掘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杨楠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良渚背后的故事。

  澎湃新闻:您当年参加过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的考古工作,接着又主持了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的发掘,那么良渚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杨楠: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一直是探讨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形成的一个重要区域,它包括现在的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在距今7000年至4000年间,该区域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传统。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不仅代表了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也被认为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由于良渚文化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相比,发达程度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实在令人刮目相看,例如良渚人在农业生产时已广泛使用石犁,而这在其它文化中却十分罕见;它的玉器制作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发达的轮制陶器技术也只有龙山文化可以比肩;此外,它的丝绸业和漆木业也处于领先地位。

  总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江苏的寺墩、上海的福泉山和浙江的反山贵族大墓、瑶山及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宫殿、良渚古城以及良渚水坝为标志的重大考古新发现表明,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形态。

  ▲ 发掘大墓(左上:牟永抗、左下:王明达、右上:芮国耀、右中:刘斌、右下:杨楠)

  我有幸跟随领队王明达先生全程参加了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墓地的发掘,并负责M14、M17和M20这三座大墓的发掘和绘图工作。反山墓地的发掘,实现了良渚文化田野考古上的新突破,不仅确认反山实为人工营建的大型高台贵族墓地,还首次准确地找到墓葬的开口层位,并清理出1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彻底改变了以往认为良渚文化就是流行“不挖墓坑、平地掩埋”葬俗的传统认识。

  另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是在M14内第一次完整地复原了良渚文化的玉钺组合,即它是由玉钺、玉瑁、玉镦以及(已经朽烂的木质)柲组成的豪华仪仗性武器。玉瑁和玉镦分别作为柲(即玉钺把柄)之上、下两头的端饰,以往在其他地区的良渚贵族墓葬中时有发现,但并不清楚其功能何在,更没有想到它会与玉钺的使用有什么关系,因而考古报告一般按其形状特征称之为“舰形饰”。

  在清理反山M14时,我发现在玉钺穿孔部位附近的表面上散布着几颗比绿豆还小的黄色玉粒,一面平整,另一面弧凸。这些小玩意是做什么用的呢?于是我就用小竹签一点点仔细地剔去塌土和淤土,小心保留每一颗玉粒的发现位置,许久之后,一条由近百颗玉粒组成的长达70厘米的玉粒带就呈现在面前,它通过玉钺刚好与其上下方所见到的“舰形饰”相连接。

  经现场分析后我们恍然大悟,所谓的“舰形饰”原来是镶嵌在木质的玉钺把柄(柲)两端的装饰物(玉瑁、玉镦),把柄表面还镶嵌或粘贴着密集的玉粒作为装饰,虽然有机质的把柄已经腐烂,但循着保存下来的玉粒这一蛛丝马迹,使我们终于弄清了“舰形饰”的用途以及玉钺的完整组合关系。

  反山墓地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除了宽大的墓穴以及髹漆棺椁痕迹的发现,该墓地出土的玉器超过3500件,种类达20种以上,其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独一无二。大墓中随葬玉琮和玉钺,象征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拥有神权和军权。

  就拿反山M12来说,在随葬的大量玉器中,有一件大玉琮重量竟达6.5公斤,而更吸引人的是这件玉琮的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一共8个,它们是用浅浮雕和细线刻的技法雕琢而成的。这样的大玉琮到目前为止也是仅此一件,堪称“琮王”。记得当时清理到该器物时,它刚露出头,我们还以为是一件玉环呢,再接着往下剥剔,没想到这竟是一件前所未见、硕大无比的玉琮,大家为此兴奋了好一阵子。

  除此之外,该墓还出土一件玉质精美的“钺王”,其表面也同样刻有浅浮雕的神人兽面纹以及鸟纹,而目前所知其他良渚大墓中的玉钺皆为素面。由此可见,M12的墓主人显然是反山贵族墓地中地位最高的人,严文明先生说他“很像是最初的国王,而同葬于一个墓地中的贵族当为王室的重要成员”。

  莫角山遗址被确认为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或宫殿建筑,是基于1987年、1992-1993年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调查、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是人工营建的、高约8米的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土台,它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以往当地的农民为了盖房常在这里翻土筛沙子,“可为什么这么高的地方会有沙子呢?”考古室主任牟永抗先生向我们提出了疑问,“如果说是河流冲积的结果显然是解释不通的,这些沙子无疑是人工搬运上来。那么这些沙子究竟用来做什么,又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呢?”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决定在发掘区内利用农民此前挖的排水沟做出新的剖面,结果有了重要的发现,剖面上显示出有规律的沙层和泥层相间隔的现象,如此反复达13层之多,而泥层剖面上呈现出清晰的波浪式迹象,我初步判断它与夯筑活动有关。

  莫角山遗址被确认为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或宫殿建筑,是基于1987年、1992-1993年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调查、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是人工营建的、高约8米的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土台,它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

  以往当地的农民为了盖房常在这里翻土筛沙子,“可为什么这么高的地方会有沙子呢?”考古室主任牟永抗先生向我们提出了疑问,“如果说是河流冲积的结果显然是解释不通的,这些沙子无疑是人工搬运上来。那么这些沙子究竟用来做什么,又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呢?”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决定在发掘区内利用农民此前挖的排水沟做出新的剖面,结果有了重要的发现,剖面上显示出有规律的沙层和泥层相间隔的现象,如此反复达13层之多,而泥层剖面上呈现出清晰的波浪式迹象,我初步判断它与夯筑活动有关。

  为了印证这一看法,我和赵晔在探方内精心剥剔出多个层面的成片夯窝遗迹,并最终确认它是良渚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良渚人在夯筑过程中之所以采用沙层与泥层间隔的夯筑方法,目的在于增加夯土台基的致密程度,使之更加牢固。

  由于当时使用的是圆头夯具,所以夯窝呈现为圜底特征,它与中原地区的夯土特征是完全不同的。看过夯土面上密密麻麻的夯窝之后,严文明先生说,“这是在良渚文化以及整个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的加工最好的夯土”、“它简直跟二里头文化的夯土差不多!”我们在夯土台基上还发现了成排的大型柱坑,直径较大的超过1米,而柱洞遗迹显示最粗的柱子直径达60厘米。

  这些现象证明,良渚贵族驱使大量人力修建了莫角山这一巨大的长方形高台基础,并在上面营造了宫殿一类大型建筑,严先生认为“很有可能,它就是我国最早的宫殿”。

  如何看待莫角山遗址的地位?我常常想到这样一个类比:如果把反山贵族墓地的那些大墓比作十三陵,那么莫角山遗址就相当于故宫!而事实上,良渚古城的发现,进一步凸显了莫角山遗址的中心地位,赞助巴黎圣日耳曼即良渚古城的主体结构可分为三重:最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外分别为城墙和外郭所环绕,刘斌、王宁远和陈明辉先生认为,这样的结构“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良渚古城中心的莫角山西北有反山贵族墓地,城外东北和西北分别有瑶山及汇观山祭坛与贵族墓地,城外西北面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设施。这样的布局说明,以莫角山宫殿为核心的良渚古城应该是整个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政治中心。以上充分体现了具有“宗教与权力”色彩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到文明时代。而全面认识良渚文明的特征,无疑将为中国文明起源、发展及形成的不同模式的深入探讨提供全新的视角。

  杨楠:从考古学史来看,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考古工作的重点,这与历史文献记载以及传统史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考古学上的重要发现不仅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也为探索夏王朝或“最早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都说明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大家更熟悉殷墟和二里头文化的缘故。

  虽然施昕更先生早在1936年就发现了良渚遗址,但由于材料的局限和“仰韶-龙山”一统天下的观念影响,良渚遗存一度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南发展的结果。随着建国以来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学者注意并开始强调良渚遗存有别于龙山文化的特征,1959年底由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随着20世纪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传统观念让位于新的认识,良渚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了解。

  澎湃新闻:最近,浙江所在余杭良渚古城的外围发现了距今5000年至4800年的水坝遗址,它无疑是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不仅比“大禹治水”的年代早,更关键的是真实可靠。为什么良渚先民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有如此之高的技术水平?水利工程对良渚先民的聚落形态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杨楠:水利工程建设和良渚古城及其外围遗址群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良渚古城以西以北不远处属于天目山余脉,夏季高温多雨,一旦引发山洪,将直接威胁到地处低洼地带的良渚古城及遗址群。因此,兴修水利工程是良渚社会得以处在一个稳定环境下的必要措施。目前已经发现了11条水坝,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一带,并分为高、低两道水坝防护体系,这样就可以将大量的雨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之内,以免遭受洪水侵袭。

  此外,良渚古城有8座水门和1座陆门,说明良渚社会的人们大多依靠水路交通与外界联系。筑坝形成的水库,可以连接周边的水域,连同古城里的河道,构成了十分有效的水路交通网。良渚人兴修如此大规模的水利设施,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符合实际的规划设计,更需要熟练可靠的建筑技术,这些方面无疑是可以视为良渚文明的重要特征的,而世界上早期文明的出现也往往与治水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良渚人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先进的技术和工程,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有关,无论是基于统治阶层的控制力,还是以宗教的力量让大家自愿去做这些事情,目的都是为了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澎湃新闻:良渚水坝与良渚古城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对良渚文明形成了一些新认识,例如北大的李伯谦先生就说,它说明当时的良渚已进入了古国阶段,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良渚就是当时“最早的中国”?

  杨楠:其实李伯谦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个变化的过程的。他最初认为可以叫做“良渚古国”,它以“神权支配一切”为特征,后来则强调“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国家”,赞助巴黎圣日耳曼近年来又提出了新观点,即“良渚文化、陶寺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已进入王国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是强制性权力的膨胀和暴力的使用”。看法的调整,反映了李先生基于考古材料全面比较之后的深度思考。

  其他一些学者除了持“古国说”或“王国说”以外,还有“酋邦说”、“邦国说”、“方国说”、“早期国家说”等不同说法,但除了表述前国家复杂社会形态的“酋邦说”以外,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不同学者使用同样的概念却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或者不同的学者陈述同样的内容却使用不同的概念。

  这说明学术界对有关国家概念的界定及其依据远未形成一致的认识。虽然良渚是什么“国”尚存争议,但透过这些纷杂的表述还是可以看出大都认为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至于能否把良渚看成是当时“最早的中国”,这是需要认真辨析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应该把古代的“中国”和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概念严格区分开来。“中国”一词早在先秦文献《尚书》、《诗经》以及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就已出现,该“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史记》中也有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可见早期的“中国”是局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以内的。许宏先生将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政治实体(二里头国家)作为“最早的中国”是有较为充分的文献和考古依据的。我认为,良渚文化虽然早于二里头,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而事实表明,良渚是中原以外地区较早兴起的另一个独立的文明实体,或可称之为“良渚国家”。

  澎湃新闻:无论在聚落形态还是制度层面上,良渚在当时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可为什么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会衰落?

  杨楠:关于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主要有水灾说和社会关系失调说。第一种说法认为,环太湖地区位于地势低平开阔的长江下游一带,又临近海洋,气候湿热、降水丰富,所以极易受到海侵或洪水的影响。

  在良渚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上也确实发现过相关遗存,如杭州水田贩、吴兴梅堰、青浦果园村等遗址上都有数厘米厚的淤积层,这些迹象均被作为水灾说的直接证据。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大水淹没了整个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即便如此,良渚人也可以迁徙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重新安营扎寨,并留下他们生活的遗存。因此,现有证据显示的一定范围的水灾影响并不能证实其是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说法强调社会关系的失调是导致良渚文化衰亡的内在原因,其依据在于,由于贵族阶层追求奢靡,长期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土木工程和奢侈用品上,如此大规模持续不断的非生产性劳动使得良渚社会不堪重负,社会内外关系失调也就在所难免,从而导致社会控制体系的逐渐瓦解,最终导致良渚文化彻底衰亡。这种说法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尽管只是一种假说,却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总之,良渚文化的衰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按现有材料恐怕很难简单地说是哪一种原因直接导致良渚文明的彻底崩溃。如同玛雅文明消失原因的讨论,虽然提出了数十种解释,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看法,因为任何一种看法都无法得到完全的证实,这也正是考古学不断探索未知的魅力所在。

  澎湃新闻:良渚文明衰落后,何去何从了呢?2015年的中国考古六大发现中包括了“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良渚文化遗址”,它首次证明良渚文化扩展到了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其意义何在?

  杨楠:良渚文化衰败之后,它的去向也是十分令人关注的问题。由于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确认,不仅弥补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时间链条上的缺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良渚文化在环太湖地区“突然消失”而导致“文化断层”的印象,即钱山漾文化的部分因素(如扁侧足鼎、轮制泥质黑陶、纹饰以及营建土台等)还是反映了它与良渚文化的继承关系。

  另一方面,浙南好川墓地的发现,也为探索良渚文化的去向提供了重要线索。好川墓地除了自身特色以外,不少陶器、石器及部分玉器具有明显的良渚文化风格,被认为是良渚人南下的一支在当地条件下形成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好川文化。

  而蒋庄遗址的发现,其意义不仅在于首次证明长江以北也分布着良渚文化的大型聚落、为良渚文化的发展及分布状况带来全新的认识;更在于其中200多座墓葬与保存较好的人体骨骼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除了考察葬俗特征、性别与社会分工的关系、等级制度等方面以外,还有可能借助科技手段全面了解这些死者是否具有亲属关系、他们与其前后或同时期文化的人群是否为同一种群、死者生前食物结构、健康水平以及死亡原因等等。

  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江南地区的酸性土壤使以往良渚墓葬中的人骨大多难以保存,所以相关研究根本无从开展,而蒋庄墓地的发现,必将有助于填补良渚文化在这些方面的空白,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加多元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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