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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新思路
赞助巴黎圣日耳曼刘庆柱:真正的科学是完全能
发布时间:2018-10-05    文章出处:未知    作者:赞助巴黎圣日耳曼    点击率:

  “关于古代都城,我觉得可以动笔了。”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7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五楼的办公室里,70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刘庆柱向本刊记者提起自己的写作计划。

  自1972年从事考古工作始,刘庆柱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都城和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古研究中,并以此刷新了对中国历史上许多似是而非问题的认识。

  中国考古界有句话叫“古不考三代以下”,说的是考古不考夏商周三代之后的历史,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在过去并不受重视,因为秦汉以后历史文献较多。但是,恰恰通过对秦、汉、唐都城和帝王陵墓的田野考古研究,刘庆柱为这段历史注入了新的意义。

  “文献记载的历史实际上主要内容是政治史,它不是立体全息的,甚至片面、失真之处不在少数。”他说,“很多问题,你只有通过对实地考察才知道,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能告诉你好多书本上学不来的东西,告诉你更真实的世界。”

  刘庆柱从小在天津长大。1962年,他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随着阅读的增多,他发现文献史学有些捉摸不定,古书上对一些事情的说法经常变来变去,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受到人为的干扰,许多问题解释不了。比如日记,刘庆柱说:“为留下来而写的日记和不为留下来而写的日记有非常大的差别,首先为什么留就是个问题。几乎所有日记,都是把好的地方记下来,把不好的地方删去。”

  当时他想:“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他认为,考古学根据过去的物质文化遗存来研究历史,考古材料相对更为准确,所受的干扰也较少,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第二年分专业时,他一脚踏进了考古学。他说:“考古学可以推动历史学发展,可以畅所欲言,不然就是驴推磨,老在那儿转圈。另外,考古学是防空洞,它研究历史问题,可以不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可是,1967年刘庆柱大学毕业前夕,生活和他开了个玩笑开始了。他们这届毕业生一直拖到1968年才被允许离开北大,刘庆柱和后来成为他爱人的李毓芳被分配到陕西南泥湾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两年,赞助巴黎圣日耳曼之后他们又被分配到旬邑县当了两年中学教员。

  转机出现在1971年。当时西北大学准备恢复考古专业,刘庆柱在北大的老师李伯谦先生告诉西北大学,陕西旬邑有两个学考古的北大毕业生。西北大学派人到陕西省咸阳地区组织部门商调他们去西北大学教书。但是,当时咸阳地区政工组(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知道此事后,马上就把他们从旬邑县调到咸阳地区,安排刘庆柱到咸阳地区文教局工作,主要是管文化、文物。

  咸阳是著名的古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秦王朝就建都在这里。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有3/4或埋葬于此,或执政于此。

  刘庆柱觉得能够在咸阳从事考古工作非常难得,他甚至有通过实物考古摸清中国历史脉络的“野心”。他说:“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是从秦朝开始的,汉承秦制,汉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而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通过考古,把秦汉唐三代的历史搞清楚,中国历史的真正脉络就出来了。这不是由文献记载的历史,而是有实物印证的能够更加客观地呈现规律的历史。”

  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对秦都咸阳的考古发掘,成为刘庆柱进行古代都城考古的开始。当时他考虑,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它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考古学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就必须重视古代都城考古工作。

  文革刚结束,在1976年第11期《文物》杂志上,刘庆柱发表了《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根据几年来在秦都咸阳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了秦咸阳城的范围、布局、结构,绘出了秦咸阳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2001年,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李令福在学术论文《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中评价说:“刘庆柱先生的研究结论是秦都咸阳研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他突破了只引用历史文献作相对界定的传统史学模式,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首次明确了秦咸阳城的四至范围,并标在图上,基本达到了定量化。其后的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几乎毫无例外地皆是引用刘先生的观点和地图。”

  对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察,与古代都城的考察是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刘庆柱在《吕氏春秋》上看到一句“陵墓若都邑”,印象非常深刻,这让他想起旧时的葬礼,会焚烧纸扎的房子、家具等各种东西,现实生活中有什么,人们都希望逝者也有。所以,他认为,古人的世界存在着阳间与阴间两部分,阳间即现实的生活;墓葬是人造的阴间,它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一般墓葬是一般人现实生活的折射,而帝王陵墓则是帝王社会生活的折射,从另一角度来说帝王陵墓又是国家都城的缩影。

  沿着这条思路,从1982年到1984年,刘庆柱和李毓芳牵头发掘了汉宣帝杜陵。这次发掘不同以往。以前有人认为陵墓考古就是以墓室为中心,以寻找“宝物”为目的。可是,刘庆柱认为挖出东西固然重要,但是房子才是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房子和挖出的东西组合起来,能够反映什么问题”。他和李毓芳通过对陵寝布局结构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地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赞助巴黎圣日耳曼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

  “汉宣帝杜陵的发掘,是我从事考古最快乐的时光。因为以前对帝陵的所有认识都只存在于概念中,在假设里,这次发掘终于看到了活生生的实物,一些认识终于落到了实地。此外,发掘完杜陵,我对考古工作心里就有底了,都城和陵墓对照的研究方法是行得通的。”刘庆柱说。

  1973年至1993年的20年间,刘庆柱参加并主持了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汉唐30余座帝陵及其数以几百座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1973年至1991年间,他每年都有10个月在旷野、山区或偏僻的农村工作。

  “我只是觉得好多工作做不完,或者做得不够好。”刘庆柱说,“如果时间再充裕一些,好多地方其实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好。比如古代都城,秦咸阳城肯定是有城的,但是现在找不到。再比如帝王陵墓,夏、早商和西周都缺着呢。所以,对古代陵墓,我现在还是不大敢动笔。”

  近年来,刘庆柱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通过宫殿与宗庙相对位置变化、宗庙形制变化、宫殿与池苑名称变化的研究,揭示出了“王国政治”与“帝国政治”的变化、“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变化,这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分类方法。

  考古学正在刷新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20世纪新的考古发现已经改写了五千年中国历史当中五分之三时间段的内容。

  “可以说,人类历史的99.74%要靠考古解决。”刘庆柱说,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历史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有文字的历史,一个是没有文字的历史。考古发现确认的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距今约3300年,而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人类遗存,目前知道时代最早的,约距今200多万年。就算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刻画“符号”算作最早的“文字”,那也不过是距今6000年,200万年与6000年相比,6000年也不过占200万年人类历史的0.3%。

  “我们要全面了解人类自身历史,要搞清楚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就得靠考古学。”他说,“我们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炎黄从哪来的?现在留下的文字资料说不清楚黄帝的历史问题,那些文字充其量是两三千年人们根据传说的一些记录,这些传说的准确性只能通过考古学研究来确认。”

  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的许多重大学术课题有着世界性意义,如人类起源问题、古代文明形成问题、早期国家发展问题、古代世界不同文明交流问题等,这些重大学术课题的开展,都将主要依托于考古学的发展。

  从1993年开始,刘庆柱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他在社科院大会上发言,对台下的年轻人说:“科学研究不是去证明别人怎么对,而是发展推进,要有怀疑精神。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发展是绝对的。存在即合理,但是合理的只要不发展了也就不行了。如果写文章,你连你的女儿、儿子、家属都说服不了,还写什么文章?科学一定是能说服人的,如果说服不了,说明你这个科学不彻底,当然也可能存在表述不清、对方不能领会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坚信真正的科学是完全能够说服人的,能够被人接受的。学者要认认真真思考些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不懂装懂。”

  刘庆柱虽已70岁高龄,每年仍然有一多半时间在各地考察,乐此不疲。他说:“看得越多,受到的启发越多,看得多了就发现很多东西可以串起来了,翻半天书不如去现场看一看。”

  他要着手把自己多年来看到的和思考的东西写出来,“没准将来有谁看到了,就是一个火花,能引发出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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